[编辑/王梅梅
统筹/纪欣]12月4日,记者采访天价停尸费被关太平间殴打;6日,2名律师庭审后遭到20余不明身份者围殴,并扬言要被活埋。近期,此类恶性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我建议取消《说明》第35条的修改,具体理由如下:

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研讨会,与会中,作为司法共同体的法院同志提出,“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法庭需要获得敬畏,法庭秩序需要得到保护,这次修法是符合司改精神的。也有律师同仁自信并自律地反问“如果我们依法执业,那么,我们到底怕什么?”。

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属于犯罪;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近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修改扰乱法庭秩序罪、暴力袭警入刑问题尘埃落定。
多位司法实务界人士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刑九的这两处修改有利于维护法庭秩序、树立警察权威,应该全面理解并严格依法适用。建议有关部门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相应罪名的具体标准,细化相关流程规定,确保新增条款从“纸面”走到“地面”。
扰乱法庭秩序时有发生
“修订扰乱法庭秩序罪,顺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尚学文介绍说,尽管目前庭审秩序总体良好,但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
比如,庭审过程中,有的当事人情绪失控,频频打断法官、检察官、律师发问;有的当庭辱骂甚至殴打辩护人、被告人;有的旁听人员私扯横幅,大肆喧哗、哄闹法庭;有的冲击法庭警戒,毁坏法庭设施,导致庭审无法顺利进行。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对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促进庭审秩序持续向好,具有积极意义。
尚学文告诉记者,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扰乱法庭秩序罪,将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以及殴打司法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入罪处理,但这一罪名实践中运用较少。“以河南为例,近3年来仅审理此类犯罪案件3件,判处犯罪分子3人,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尚学文分析,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定罪标准不够明确具体的原因,也与执法观念和司法环境有关。过去较长时间内,受“维稳”思想的牵制,一些地方政法机关对于当事人缠诉闹访、哄闹法庭、甚至当庭殴打司法人员的行为,不敢依法打击,客观上是一种姑息和纵容。
“诉讼活动中,法官、检察官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在行使审判权、公诉权,律师、法定代理人等诉讼主体的参与,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良好的法庭秩序,既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更是彰显国家法治尊严、维护国家司法权威的需要”。尚学文说。
细节有待司法解释明确
“修正后的扰乱法庭秩序罪比原来更加全面了”,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全国首届审判业务专家孙海龙说,相比原刑法第309条,新条款虽然量刑没有变化,但具体构罪情形增加了3项,即“殴打诉讼参与人的”“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孙海龙认为,这一条款应当严格依法适用。世界大多数国家藐视法庭罪的定罪门槛较低,甚至法官可以直接定罪。但在我国,这个罪是一个公诉罪名,需要经过侦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程序如此设计,有效防止了法官可能的滥用。如何有效划清“侮辱、诽谤、威胁”与诉讼参与人激烈甚至不当言辞的界限,还有待司法实践的具体检验和发展完善。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殿学律师也认为,目前刑九的相关条款有些模糊,需要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比如,对污辱、诽谤、威胁等言论入罪的条件需严格限制,至少要达到独立诽谤罪标准才能入罪。
“污辱、诽谤、威胁等基本上属于言词范畴,并没有清晰界定;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的概念不清楚;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概念较模糊,容易被扩大理解”。王殿学认为,进一步明确规定,既能使法条发挥维护司法权威的作用,又能避免实践中被扩大解释以致滥用。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姜双说,法官具体适用这一条款时可能非常谨慎、克制。一方面,它的自由裁量范围较大,主观判断较强,弹性比较大,比如何为“情节严重”,实践中不好掌握;另一方面,适用这一条款属于公诉案件,如果法官与检察官认识不一致,可否提起自诉?管辖方面,是在法官所在地法院管辖,还是交叉管辖或者异地管辖?期待出台更为细化的操作流程,避免条款适用出现“落地难”。
暴力袭警入刑震慑力强
与刑法修正案(八)相比,刑九新增“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的规定,受到社会群众广泛点赞。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政委沈霞说,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侮辱谩骂、围攻阻挠甚至暴力抗法、恶意袭警等行为,呈现出公开性、盲从性和残忍性的特点,并从个人突发性抗法向有组织群体性抗法发展。不仅危及警察生命安全,而且严重损害了警察的执法权威和法律尊严,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感。
据统计,天宁公安分局2014年以来发生阻碍执行职务案件34起,其中5起转立为刑事案件;妨害公务罪案件14起。除此之外,随意辱骂民警、摔砸警方物品的行为不计其数。去年年底,天宁公安分局一名派出所民警处理一起迪厅打架警情时,被6名犯罪嫌疑人群殴,头部被砸破,耳朵被咬掉一块。后来5人被判处有期徒期6个月,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按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定罪量刑标准,盗窃(没有前科)1万元以上的起刑点就是6个月,“可见对日益猖獗的袭警行为,目前量刑明显过轻。违法成本低,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沈霞说。
“刑法作为我国处罚最为严厉的一部法律,除了惩罚犯罪,还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沈霞认为,刑九在妨害公务罪中将袭警行为明确列举出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震慑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被关太平间殴打

【大案编者按】来源大案公众微信号

附:第三十五条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

  关于律师的合法权益保护

莎士比亚剧中的屠夫曾经预言:如果想要干一件迫在眉睫的事的话,那就先杀光所有律师吧!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再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条(刑法309条)”侮辱诽谤威胁司法人员入罪”是严厉管制律师的又一紧箍咒,此条一旦通过,律师在法庭上抗争程序违法、司法不公的正当言行都有可能轻易获罪,律师执业环境无疑将更加雪上加霜,甚至根本败坏律师制度和司法公信力!事实上,现在敢于咆哮公堂的,往往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律师,而是法官,甚至是书记员!兹事体大,立法决策者不能不察!
@大案今天刊发全国政协委员、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光特别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取消或删除相关条款的修改。《大案》(mycase)持续关注相关立法进展。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对于扰乱司法公正的行为,2015年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施行,其中第三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很明显,律师是诉讼主要参与人,所以殴打律师涉嫌犯扰乱法庭秩序罪。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2014年11月3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一经公布,便在律师界掀起了波澜,尤其是针对《草案》第308条、第309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本次修改拓宽了罪名的范围,“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行为将构成犯罪,虽然草案的受害主体包括了律师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但由于缺乏量化标准,该罪名容易扩大化,律师维权辩护将更加艰难。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业务,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近些年大量刑辩律师转型、转行,辩护律师队伍日渐萎缩,辩护质量下降,辩护队伍缺少荣誉感,成就感。如上述修改如果通过,担心更加打击这支律师队伍。

无须回避,传说中的“死磕派”律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法庭的敬畏,给法庭的庄严带来了一些困扰。但它也确实推动了某些个案的纠正,给僵化的法律注入了一剂亢奋。今天,执业律师这个行业却也正煎熬着“死磕者”带来的阵痛。但事实上,“死磕”一词已被坊间妖魔混同,在此,有必要厘清的是到底是“因私欲而偏执”还是在“为正义而坚持”。若为后者即便被认为“死磕”,也是必要的。立法者万万不可以因一人生病要求全体执业律师吃药,极端案例并不能成为修改《刑法》的理由。《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立法者须穷尽所有可能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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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修改,存在着严重的立法漏洞和隐患。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案件主要包括国家秘密、个人隐私、被告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以及法院认可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等四大类。首先,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与依法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非不公开审理案件里的信息都不可以公开,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哪些信息在哪些情况下不应当公开时,该修正案第34条过于宽泛而缺乏必要的明确性;另外,该条不应该针对这四类不公开审理案件信息公开的情况,不加区别地定罪入刑,而应该详细分析甄别这四类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考虑;再则,对于泄露国家秘密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已有专门规定,没有必要在妨害司法罪里重复入罪,这种重复也会造成与已有罪刑理解上的混淆和协调上的难度。

文丨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

  关于记者的权益保护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

有人用回顾的方式统计了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306条,尽管立法者至今也不愿意承认该条款是专门为律师而设置的,但该法条实施10年后发现,共有140名律师因该条款而涉罪,最终只有32例被判决有罪,单就这一条的无罪率高达约77%,该条文在司法程序中被错误使用的几率是最高法院正常无罪率的1167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无罪判决率为0.066%,也就是说是万分之6.6)。可见,这一条款的确实已经被严重地滥用,其灾难后果明显倾落于律师执业群体。据此,执业律师群体对本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36条的担忧提出了现实的理据。

  事发当晚,湖北荆门警方向媒体通报,中午12时许,巡逻民警抓获一人,晚上9时,一名涉案人员向警方投案自首。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扰乱法庭秩序”罪可能会被滥用建议删除

“四中全会”以来,国家史无前例地倾注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特别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引导控辩审三方都以“庭审为中轴”,要求各方在法庭上完成所有诉辩目标,尽量让人人都能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一来,势必控辩审各方均力图将所有精力用在法庭上,竭尽所能的去完成自己的控辩审职责,那么,诉讼资源的分配必然就会成为一种交集。很多案件,由于人数、时间、环境、时事等诸多原因,导致有限的法庭资源几乎无法保障每一个诉讼参与人同等的法庭权利,特别是与日俱增的案件数量已经压得法庭窒息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公平的法庭资源,执业律师作为一个专业的诉讼参与人,必然要据理力争,为当事人争取公平的机会,然而在他拟为当事人全力争取权利的时候,却受制于涉争法条,必将裹足不前,懈怠而为。则当事人就无法感知到公平正义所在,就会造成当事人直接向法庭索权,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法庭的各种负担,庭审矛盾由此骤增。然而,执业律师基于法律人的共享概念,能言简意赅的阐明观点,有效地避免了法庭与当事人的直接纠结。显然,赋予执业律师言辞自由的豁免对于法庭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同样,在刑事案件中,抗辩双方都会视法庭为己方唯一机会,都会尽一切可能来阐释自己的主张而试图说服对方,让法庭作出更加接近于正义的裁判。这样一来,法庭论辩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极其强烈的对抗。由此,未来以“庭审为中心”的法庭,注定不是一个安静的教堂。因此,如果我们在立法时只偏重于法庭秩序的维护而忽视了律师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庭审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将不复存在,其目的也很难实现。内蒙呼格案其辩护律师的沉默式辩护,给了每个法律人一个警醒!想想未来,会有多少律师会在今日争议条款下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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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但律师在履行代理或辩护职责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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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较轻的行为可能导致与其违法程度不匹配的严重后果;没有规定惩罚的终止程序,惩罚过重,没有给违法者改正的机会,极有可能矫枉过正。对“藐视法庭”实施惩罚的国家,出于维护法庭秩序、警示和教育诉讼参与人、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藐视法庭”的行为,处罚从轻至重都有各种档次多种选择,同时一般都还有一个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执行回转的程序,即在惩罚“藐视法庭”的有关人员的同时,如果相关人员确有悔改,或者情势变更,法官有权立即停止惩罚。根据我国《律师法》第49条,“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而根据《草案》,一旦律师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则一律入刑,吊销执照。对于律师来说,吊销执照的后果比刑罚单处罚金严重得多,本来一个只需要处以罚金的行为,由于入刑,就导致律师被吊销职业资格的严重后果。同时由于《草案》没有规定相应的刑罚终止程序,一旦因违反《草案》第308、309条,则刑罚不可逆,相当于直接给律师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丧失了刑罚的教育意义,有违立法本意。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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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条修正案违反了刑法谦抑的原则。对于侮辱、诽谤、威胁以及其他干扰法庭秩序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训诫、罚款、司法拘留达到惩罚效果而无须动用刑法。对于少数律师违规的执业活动应该通过律师协会行业纪律惩戒予以规范和管理,何况原来的《刑法》309条本就规定了入罪的情节,无须再进一步降低入罪门槛。

来源:大案

  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发现,一般性地打架斗殴事件多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处理,但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在记者和律师身上,其性质已悄然发生变化。

文丨张宁锐

一、请求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条予以拿掉,因为该文意过于宽泛,难以掌握和遵循,人大不必将立法权让渡与司法机关进行第二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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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附:第三十六条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