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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不过,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不久前,在甘肃省会宁县闭幕的第1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教育部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70%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只能听懂的单向交流,相当于全国仍有约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王峰、李松梅和他们的同事,则会举办各种语言培训班,甚至利用微信群学习语言。

“国家队”的加入,则让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力量瞬间壮大起来。

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最后一个民族自治县。上世纪50年代,孙宏开就在羌族地区考察过羌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见证了羌语的由盛转衰。“1956年,我在桃坪搞了一个语言调查点,那里的年轻人都会讲羌语,当时有很好的语言环境,而在50年后,北川的羌族孩子都不会讲了,当地人跟我说,孙教授,你来教我们孩子羌语吧。”在孙宏开的印象中,北川确实很另类——无羌语的羌族自治县,虽然人们穿着羌族服装,但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会讲羌语,处境很尴尬。封建时期,少数民族受到贬低和歧视,被认为是不可驯化的野蛮人类。茂县、理县的县志都有记载,羌族人进城后不允许穿民族服装、不准说羌语,羌族学生在学校里说羌语,还要被罚站。“现在的语言消失与过去的打压政策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国家历来主张民族平等、语言平等,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研究和保护的工作推迟了10多年,如果能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一些。”孙宏开透露,学界多次呼吁,希望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特别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文字法,但是一晃20多年过去了,草案改到了第七稿,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至于北川,在2008年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曾提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建立羌族文化生态试验保护区,羌语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是没能成为直接的保护对象。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捐赠仪式上说,由于象形文字以表形、表意为主,东巴古籍在传承中有大量的口传成分,因此这也是一项浩大的记忆工程。这些东巴经,将成为研究古代纳西族乃至古代西南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本民族的人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让语言更好地传承下去。”孙宏开说。

“如果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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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峰老家,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中国一共有多少种语言?

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被姚大力用来解释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我认识的一些蒙古族朋友,认为不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就不是真正的蒙古人,但是农耕化意味着汉化,随着游牧经济的转变,可能超过一半的蒙古人不会讲蒙古语。我经常劝他们,不能因为你的同胞不会讲蒙古语,而看不起对方。”语言没了,人群的大量文化特征会丧失,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种假设,如果一个人群最终不得不丧失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否必定会丧失文化的独特性?姚大力的回答是,一种语言对于一个人群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没那么简单。一个族群所形成的某种独特的文化,可以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即便建立界限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文化特征消失了,界限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人为建构的,就算当初取得界限的文化特征没有了,还可以创造另外一些文化特征来维持这个界限。“乾隆年间,满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有两个,一是满语,一是骑射。乾隆以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弱过程,但满人不会据此认为自己不是满人了。”

  “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不过,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所有的受访者还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发达,带来普通话普及。

从1960年开始,他每隔四五年都会去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的丙中洛乡和捧打乡,那里居住着怒族的一个支系“阿龙”。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每种语言记录3000个常用词、100个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孙宏开介绍说,三年来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专家称中国130种语言中大部分走向濒危;部分本族人员开设微信群学语言,国家出台“语保工程”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捐赠仪式上说,由于象形文字以表形、表意为主,东巴古籍在传承中有大量的口传成分,因此这也是一项浩大的记忆工程。这些东巴经,将成为研究古代纳西族乃至古代西南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明确讲过,语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在羌语的保护上会出现意见分歧?2008年冬天,孙宏开去巴黎开会,特地带了一个法语翻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组的官员进行交涉,讨论语言能否作为直接保护对象。对方的回答是:语言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公约的条文中间,没有把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是因为在公约通过时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赞成这么做。双方在后来的交流中,非遗组的专家还用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来指代语言与语言产品,“根死了,叶子也就枯了,我也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比喻。”孙宏开心有不甘,但他也承认,“非遗”也是保护濒危语言的一件外衣,“这根政策的指挥棒很厉害,好多地方都在积极申请非遗传承人,而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语言来传承的。”他估算了一下,1/3的非遗项目靠语言传承,还有1/3靠语言的知识和技艺。“苏州话没了,评弹就失去了味道,藏语没了,《格萨尔》又该如何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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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族裔的语言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一百到一千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还有一些语言,如阿龙语、赫哲语,现在只剩几个老人讲得好。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濒危语言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历史背景、现实状况。有人说,濒危语言要抢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没有必要去阻止。说到底,语言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它有交际功能,那就保存。不讲母语,会用更有效率的语言,这样做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在濒危语言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黄行的看法是,不要让悲观论裹挟濒危语言现象。“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伴随着多元文明与多样文化,传统社会比较封闭,信息手段只是口耳交流或者纸笔交往,到了开放的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整个体制的变化,造成语言越来越统一和规范,势必会伴随多样性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特点所造成的结果,不像物种消失,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所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平行的价值取向,很难说。”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在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松梅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前段时间她做过调查,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能唱我们民族哭嫁歌的人,已经找不出十个。”

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2015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继1956年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我国语言文字领域又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语言文化国家工程。

“我们的努力现在逐渐显露出效果,国家对待语种的认识,基本是按照科学的鉴定来做。但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在少数民族内部,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孙宏开说,一些官员、领导不愿自己的子女去学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更愿意到汉族地区去学汉语、学外语,以获得更高的信息资源。“就个人而言,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面的示范作用。作为本民族的精英,你一边提倡学母语,一边又把子女送出去学习其他语言,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与学者不同,一些官员的觉醒比较晚,有的甚至在退下来之后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孙宏开认识一位怒族的前自治州副州长,现在积极地做着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到处呼吁,求爷爷告奶奶,做怒族语言的保护,记录文献、编纂词典。”

  阿龙语只剩十几个老人讲得好

2013年云南省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成为出台该意见的第一个非自治区省份。条例承认了14个少数民族使用的22种文字,白文成为其中之一。

“每种语言记录3000个常用词、100个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孙宏开介绍说,三年来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相比赫哲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从风光到黯淡,多了几分戏剧性。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大批满族人进入内地,与汉族人混居在一起,受到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影响,逐渐放弃了满语,投向了汉语的家庭。“入关时有几千万满族人,后来只剩下几个老人会讲满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满族的代表就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呼吁,抢救我们的满语。”孙宏开说,满语的问题与其他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不同,在距离黑龙江富裕县(满语的最后一块领地)几千公里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地人使用的锡伯语是满语的“亲戚”。历史上,满族人在新疆地区建立屯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后人在进行民族识别时被认定为锡伯族。“锡伯语跟满语差不多,所以有人开玩笑,东北的满语已经不行了,可西北那边还有好几万人呢。”满语奄奄一息,孙宏开唏嘘不已。

  “除了这样单纯记录保护外,传承更重要。”孙宏开认为,应该成系统地保护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他花8年时间编纂的《白马大词典》,就包括中药、农耕、纺织等各个子系统。

身为人大代表的刘蕾,做了很多调查,也提了一些建议,刘蕾的想法就是,“别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让赫哲族文化消失”。

党项民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曾经建立过西夏王国,如今党项语已经完全消亡。满语也几乎步了党项语的后尘。专家称,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两个王朝的民族,后代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

在贴上濒危的标签后,哪些语言注定难逃一劫,距离死亡边缘又有多远?“现在很难去界定,就算可以,也没人会硬着心肠去推一把。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但是可以积极去讨论,哪些语言不应该消亡?如果消亡了,我们必须追问,它的消亡是谁的责任?”姚大力认为,要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不但要保存下来,而且是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让语言实现它的全部功能。何谓“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他给出了两点判断依据:第一,人口规模比较大;第二,拥有一片历史的世居地。美国唐人街的汉语就不是实现全部功能的汉语,这可以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尽管长期有汉人居住在那里,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美国社会的主流交际语言是英语,当人们讨论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或者是经济政治新闻时,首选的对话语言并不是汉语,而功能受到限制的汉语就会慢慢衰退。汉语在香港的遭遇也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但由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系统采用英语教学,其结果就是汉语变得残缺不全,“经过两代、三代,汉语就退化成一种基本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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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梅和普亚强建立了“哈尼文学习QQ群、微信群”,群里吸引了一批热爱本族语言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哈尼文记录自己民族的传统诗歌与民间传说故事等。

“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孙宏开说,1960年,他第一次去调查,大概有400人能讲。如今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

“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充满生命力”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本民族的人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让语言更好地传承下去。”孙宏开说。

在孙宏开看来,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承载了族群几千年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语言是传承这套知识的载体。如果保护不及时,语言消失了,知识也就消失了。

“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不过,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戴庆厦认为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问题,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本族人对待母语消亡的态度。以赫哲族为例,这是一个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赫哲语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使用人口急剧减少,语言功能不断弱化。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汉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少、居住分散,而流动性大的渔猎经济、高比例的族际婚姻、汉语教学也与之有关。一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三江赫哲人家,看到的景象是“现在建有双语小学,但除了少数几位老人能说一些,已经很少有能完整讲赫哲语的人了”,其结论是“今天赫哲语已成为严重濒危语言”。

  去年,语保工程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文字成为语言保护的“密码”

“语保工程”为大家留住乡音

“当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再活在人们的嘴上,一个比我自己死去更深的寒冷传遍全身,因为这是所有我这类人的集体死亡。”澳大利亚诗人戴维•马洛夫(DavidMalouf)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民族语言濒危所带来的惶恐与沮丧。语言的死亡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与残酷的生物界一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语言注定要遵循一套共同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国外的语言学家在上世纪末便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最近更新的数据超过了7000种),将有三分之二的数量在21世纪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确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一大批以抢救濒危语言为诉求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股思潮很快从西方传到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

  “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孙宏开说,1960年,他第一次去调查,大概有400人能讲。如今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小学教师刘蕾证实了这个情况。

1974年,欧洲的曼克斯语随着内德•麦德瑞的去世而消失;1981年,澳大利亚的瓦龙古语(Warrun-gu)在最后一名使用者倒下后而灭绝;1992年,高加索地区的乌巴赫语在秋日的某个黎明到来前结束了使命;1995年,喀麦隆阿达马瓦省的卡塞布语没能等来新年的热闹钟声。1998年,中国学者薄文泽在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的山区找到了一个会说羿语的老人,两年后,老人过世,这唯一的调查线索也断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作者简单描述了我国一些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赫哲语——至2000年年底,会说这种语言的只有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满语——黑龙江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缘村屯的老人能说满语,不超过50人;仙岛语——阿昌族的支系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人左右;苏龙语——珞巴族的支系语言,传承者仅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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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活的街津口乡是“六小”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区。“之前有个调查,当时完全掌握赫哲语的只有十几个老人。不过现在很多人也在学习,能掌握一些对话。”刘蕾说。

你可能想不到,答案远远多于民族数量,130多种。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藏地区,当地没有“方便面”这个词汇,人们就用“康师傅”来替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自己的词汇本来就很有限,涉及政治、科技、工业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随着外来词汇的介入,懂得传统语言的人就更少了。”葛剑雄说,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语言主要靠口头交流,而只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传承书面语言和文字。“通过自然的传承、光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鼓励其他民族的去学习、去研究,尤其是人口最多的汉族。”

  云南民族大学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定向招收哈尼语专业的学生。这是红河州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哈尼族学生进入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进行本科教育学习,他们毕业后成为哈尼语保护传播的重要力量。

党项民族是古羌人的一支,曾经建立过西夏王国,如今党项语已经完全消亡。满语也几乎步了党项语的后尘。专家称,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两个王朝的民族,后代已经没有人会说满语。

在这些保护行动中,文字成为拯救语言的密码。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在这些保护行动中,文字成为拯救语言的密码。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云南民族大学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定向招收哈尼语专业的学生。这是红河州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哈尼族学生进入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进行本科教育学习,他们毕业后成为哈尼语保护传播的重要力量。

“动员汉族青年去学少数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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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的学生在上课。 李松梅供图

孙宏开说,杂居的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容易走向濒危,湖南桑植白族也证明了这一点。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

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